我不喜欢奥数课的主要原因是，那里实行家长旁听制。本来课室就小，后面坐了好多家长，有些家长认真地埋头记录，有些家长在看书、玩手机，也有家长打瞌睡的。最讨厌的家长是直接坐在孩子边上的那种。

我一直以为休息日就是用来休息的。

可妈妈说，上一年级做小学生了，时间的价值就不一样了。休息日是用来努力的，“这个世界正在残酷地惩罚不努力的人”。她研究后认为，逃避惩罚的最好办法，就是——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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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位老师姓李，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很严肃，其实挺和蔼的。她教我认拼音、写数字，认真地告诉我：上一年级以后，拼音教得特别快，几节课就会结束，所以要提前学好。当时，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每个周六上午她都会来，上完后还会布置几道题目。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拿了三个100分，上讲台领了奖状，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

补课，让我这位一年级的小学生，初次尝到了抢跑的甜头。

二年级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李老师说，她带完一年级，就不接着带了。于是，除了周末的剑桥少儿英语课，我突然有了休息的时间。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二年级期末考。我期末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名次一下出溜到十名了。

我所在的D校在北京二环内的一个小胡同里面。学校门脸很小。准确地说，大马路边其实根本看不到学校，只能看到转角处的一个模范公厕，像二郎神变的土地庙一样把守在胡同口。校长经常通过电视讲话，宣传学校的理念是培养“国际人”。所以，期末的固定节目是排练一套英语短剧或合唱英文歌。

班里的同学来源分为三类：一类是家住在附近的片区生，一类是共建单位的学生，还有一类是通过其他途径招来的学生。这三类学生都在外面补课。除了英语、数学、语文，还有补美术、钢琴、象棋、围棋、篮球、击剑、舞蹈、乐高机器人的。一到周末，总会意外地在辅导班里碰到班里的同学。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掉队了。

妈妈说，咱不能起个大早，就赶个晚集，必须得随大流上奥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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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决反对。周末本来就有美术课，再加个奥数，那周末我还能不能休息了。讨价还价后，砍掉了一个美术课。终于可以不用坐在教室里面，画两小时的画了。

呵呵。我忘了问奥数课要上多长时间了。

一次奥数课要上三小时。奥数课在一栋商住楼里，楼梯间总是挤满了领着孩子的家长。二楼电梯门一开，是“聚学堂”三个大字；三楼电梯门一开，是“巨人教育”四个大字；四楼电梯门一开，是“新东方”；五楼电梯门一开，才是“学而思教育”五个大字，旋转架子上有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基础预备班、冲刺班各种资料。这世界上有多少老师，我不知道。但这栋楼每层楼有20间教室，20+20+20+20=80。80名老师，比我们学校的老师还多。

我不喜欢奥数课的主要原因是，那里实行家长旁听制。本来课室就小，后面坐了好多家长，有些家长认真地埋头记录，有些家长在看书、玩手机，也有家长打瞌睡的。最讨厌的家长是直接坐在孩子边上的那种。

我隔壁的安安妈就是这一类。上课的时候，她目光炯炯地盯着安安。下课的时候，她仔细检查安安的作业。要是她说几遍，安安没听明白，就会用指尖使劲地戳安安的脑门，还会大嗓门地嚷：“笨死了，你上课有没有用心听？”她的手指像一段粗粗的香肠，每次一戳，安安的脑袋就会猛地偏过去，圆脸涨得通红，眼睛里满是委屈的眼泪，然后低着头重新做算术题。安安旁边的位置总是空着，没人敢坐在她旁边。

奥数课还有一件事情很令人讨厌，那就是随堂测。随堂测要限时完成十道题。王子涛总是做得最快，往往我还在算第五道的时候，他就第一个把手举得高高的，要求交卷。有一次，他手伸得像竹竿一样长，指甲差点戳到老师眼睛里。老师生气地说：“你咋不把手伸到天上去？”批评声在教室里大声回旋，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王子涛的头蔫了下来，做题的劲头也没有以前足了。

奥数课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妈妈明白了，这世界上有很多聪明的孩子。

可惜，我不是。

“咱们到楼下去上作文课，比奥数课好玩。”

妈妈每次有个新建议，都要补充一些很夸张但其实苍白无力的理由，这次我爽快地同意了。

第一次课，我写了一篇以海边螃蟹为主题的《幸福是什么》，大米老师在作文里画了好多红圈圈。妈妈看后，眼睛里闪出惊喜的光芒，表扬我有哲学家的思想。第二次课，我又写了一篇《我的妈妈》，讲妈妈身兼多职，是我的闹钟、我的司机、我的故事讲解员，还是我的厨师。妈妈看后，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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