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为促进跨领域跨部门协同提供有力支撑。当前，国际发展合作不仅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各项议题，也包括发展筹资、治理机制、私营部门参与等合作机制的创新。同时，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主体也日渐多元，不仅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门，也包括地方政府、私营企业、民间机构等等。众多议题和参与主体相互交织，需要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同协作。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的设立，有利于突出发展合作的定位，提升援助效果和受援国民众的获得感；有利于通过研究和交流，加强人才队伍、监督评估等保障制度建设；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国内外企业、智库、学界、民间组织等专业力量的作用，推进各机制协同增效，形成合力。

二是为加强国际交流与三方合作提供有益平台。近年来，中国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南北合作的主渠道地位，南南合作作为国际发展合作的有益补充，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国本着开放包容的原则，深化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沟通交流，开展务实合作和三方合作。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的设立，有助于通过举办相关国际论坛、开展“二轨”对话等方式，加深与国际组织和双边援助机构的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互学互鉴；有助于通过开展务实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借力国际组织在网络、人力、专业技能方面的优势，丰富国际发展合作的方式和途径，提升国际发展合作的水平和能力。

全球合作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遭受重创，进入了所谓低增长、高风险的“新平庸”时期；世界经济加速“南升北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金融危机前后与发达经济体大体相当上升到2020年的接近60%。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其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不同于传统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更具互补性、发展经验更具鲜活性、重视“硬”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南南合作理念，促使各方对西方主导的发展援助体系进行反思。但从全球的角度看，南南合作仍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包括目标、方法和模式多元；制度化机制化建设有待加强；影响难以量化和评估等等。另外，私营部门和慈善基金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其不同的运作理念和方式既对官方的对外援助政策和管理带来了冲击，也为全球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下，中国宣布设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将有助于应对当前的国际发展合作挑战，有助于加强南北合作、深化南南合作，汇聚合作资源，平台和发展伙伴网络，形成发展合力，弥合发展鸿沟，是中国作为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又一重要行动。

全球发展议题更趋复杂。减贫、粮食安全、卫生、工业化、气候变化、数字经济、发展筹资等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为开展有效的国际发展合作提出了新挑战。例如，数字技术正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变量，在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为人赋能、促进政府公共服务效能提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数字变革也会改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也可能引发大规模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职业岗位的消失。又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等生态环境危机不断吞噬人类社会发展成果，但因疫情等因素带来的经济社会复苏重任却减少了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投入。面对全球发展议题的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各方增强全球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做好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和综合平衡。

设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利于提振发展伙伴关系，弥合发展鸿沟。提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项重要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积极倡导者与践行者。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中国设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可以发挥多方面重要作用。

(作者是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综合处处长)

一是为聚焦全球发展搭建重要平台，贡献中国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通过分享发展经验、传授专业技术知识等途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的设立，有助于提升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挑战的理解，为制定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和需求的国别援助计划作出贡献；有助于通过建设项目库、综合信息系统等做好统筹谋划、监督评估工作，进一步提升中国援助的透明度，为深化南南合作提供更多支撑；有助于通过参与实施“小而美”等民生项目，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上一篇：国际观察｜拜登签署美国30年来最重要控枪法案，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