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个好东西，新型城市化当然更是个好东西。但是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产生，人们称之为“大城市病”。实际上，“大城市病”现在还真不只是大城市才犯，目前已呈现蔓延之势，基本上是但凡城市都犯上了“城市病”。我这么一说，似乎要给各位造成这样一个感觉了，好像从我上述的阐述当中可以推导出我的结论就是，这些都是城市化惹得祸，城市化就是引发“城市病”的“罪魁祸首”。应该说，这还真是一个错觉或者误解。 不过，就此我倒是可以澄清一个有可能存在的认识上误区。那就是，城市化还真不是城市病的诱因，不仅不是，城市化的本义恰恰是指向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换句话说，城市化是引领人们甚至可以广义说是引领整个人类不断走向幸福的一条康庄大道。而之所以出现这个那个的“病”，只能说是我们的城市化总体发展进程还停留在初中级阶段，我们的城市化能力和水平还有所欠缺不足，我们的城市化实践和探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提高。归根结蒂，套用马克思作出的十分著名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论断，我敢断言，城市化并不天然就造成“城市病”，但“城市病”天然就是由城市化治愈的。通俗说，对“城市病”，只要在城市化中存在，就必然在城市化中消灭。 从这个意义上说，又引申出一个新的有趣的认识论问题。那就是如何认识城市化终极目标及其相应评价的问题。通过上面的探讨，我感觉到，城市化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城市化就是在不断地面对问题、挑战问题、解决问题中既继承又发展的“扬弃”运动中实现螺旋式上升与进步的。城市化和“城市病”的博弈，就是一场持久战，此长彼消，旧的矛盾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问题产生，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但城市化始终将战胜“城市病”的基本态势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 言归正传，具体看看“城市病”中最为疑难的病症之一——堵车问题。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可谓世界性、复杂性并存之令人焦头烂额难题，由于述者无数，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造成的诸多不便、损失等等，此处就不赘述了。破解之道，一言以蔽之，遵循上述总的规律，城市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必须且只有依靠城市化特别是新型城市化加以解决。具体而言，遍观世界先进且成熟的治理交通拥堵之法之策，可以综合为“六大法宝”。其一，科学规划交通布局；其二，努力改善基础设施；其三，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其四，加快推广智能交通；其五，积极倡导绿色出行；其六，着力提高治理能力。需要特别补充申明的是，我没有把几乎每每都会介绍的什么征税、什么收费、什么限购、什么限行等放在先进及成功的经验中，倒不是说这些办法或者政策不足取或者一无是处，而是在我看来，这些办法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时效性，因而有局限性，充其量就是些权宜之计，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实施的办法。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完善，终究归为消亡的做法。而被我称之为法宝的则是可以而且应该长期不懈加以努力、加以追求的。正如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样的，这“六大法宝”也是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的。 一、科学规划交通布局 城市交通规划对城市交通建设和发展起到引领和规范的重要作用。科学制定城市交通规划，必须综合分析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影响交通系统运行的各方面因素，特别要做好城市交通战略规划的制定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交通设施的立项、设计和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有研究资料介绍了新加坡在做好城市规划包括城市交通规划方面的做法及成效，值得学习借鉴与合理吸收。其中奥秘之所在就是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特别注重扩展和打通公共空间，对公共区域尽可能无缝连接。从实施效果来说，这样打通公共区域的规划做法，不仅极大的释放了公共空间的容量，而且极大的增加了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启发我们在做好城市交通规划时，应当完善城市交通空间布局，提高城市道路使用率。另一方面，整理支路、社区道路，用良好的交通微循环来分散交通流。再一方面，避免某一区域产业布局过于集中，制定合理的区域容积率和新规划区的产业布局，不啻为明智之举。 二、努力改善基础设施 所谓基础设施，当然得无愧于“基础”二字这个称号。正面讲，就是具有根本与前提意义及作用的设施；反着讲，就是没有这些个基础的设施，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从正反两方面均可以看出，不断加强和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当然有人会发出疑问，加强和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即通过拓展道路宽度、增加道路里程，疏通路网节点、加大路网密度来提高路网通行能力，以达到缓解交通拥堵之目的，乃是传统做法。这一做法会因为道路和土地资源的稀缺而受到极大的限制，那么，在当今交通基础设施已经基本上建设殆尽、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还合适、管用吗？问得不错。如果把交通基础设施仅仅局限在这些方面，确实质疑得当。但问题的实质恰好是，交通基础设施远远不是狭义的道路及其附着物所指，广义的交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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