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党政治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以英国和美国为先驱的现代国家提供了政治平等、代议制和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等要素，为政党走上国家政治舞台创造了前提。英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不同党派之间争夺权力的过程。虽然美国的开国政治家们多对“派系”抱反感态度，但政党还是在美国建国之后不久就出现在国会斗争之中，代表精英派和民主派围绕一系列重大政治斗争展开博弈。法国大革命中，党派不仅在政治动员方面显示出史无前例的威力，也撕去了温文尔雅的精英政治面纱，放开了大众参政的洪流。此后政党成为各阶级或社会集团追求权力和利益不可忽视的工具。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使政党在组织性、纪律性和动员能力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水平。 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自由化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民主化共同促成了现代国家、大众政治和代议政府在全世界的传播，不同类型的政党也因之走上了世界各国的政治舞台，成了现代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载体。无论是作为选举工具、议会代表、游说机制、民族精英还是阶级先锋队，政党都需要有一定形式的自我约束机制，即党规党纪，非此无以形成统一有效的行动能力。 国际比较看党纪 党纪，如果仅仅是作为政党内部治理手段，尽管不同的政党有不同表现形式，但在技术层面仍具有一定共性。党纪是政党为了实现党纲和党的政策而制定的约束党组织和党员个人行为的纪律准则，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关于党内组织程序或决策程序的规定，主体包括组织和党员；二是关于党员个人行为准则的规定；三是对违犯党纪的行为的处罚手段。狭义理解，党纪一般主要指政党对党员个人行为准则和处罚手段的规定。对党员的约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履行党员义务，即党员参加党的组织活动、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命令；加强个人自律，即党员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的准则，有些政党的党纪不重视这方面内容。 除了上述共性，世界上各主要政党在党纪方面也有不小区别。根据政党与国家宪法制度的关系或政党在宪法制度中的地位，世界上多数主要政党可归入以下四类： 宪法制度之外的夺权党。此类政党包括：不满国家旧宪法政体或社会制度，意欲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等；不满外国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的斗争党，如亚非拉不少国家独立运动时期的政党；要求地方或民族脱离国家独立的民族党或地区党，如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民团结党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等。此类政党因斗争需要，均有严格的组织、军事化管理和铁一般的纪律。当然，对于早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建设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此类政党已不具借鉴意义。 宪法制度下的竞选党。在竞争性选举的政体制度下，政党获得和参与政权的主要手段就是赢得选举。此类政党的所谓党纪，主要是对党员投票行为的约束。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对这些政党而言，政党纪律常常与政党团结和凝聚力等互换使用，有时更被狭义地理解为议会党员的投票一致性。“在以竞争性选举为导向的西方政治体制下，政党纪律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各政党为了争夺选票和执政地位而进行的规约本党党员，特别是党内精英政治行为的举措”。①西方国家大多属于竞争性选举体制，因而其政党的党纪也主要围绕着政党的选举和议会活动。但是不同的政党传统和不同的政体类型都对其政党党纪提出了不同要求。 从政党传统来看，存在着党纪松散型政党和党纪严格型政党。前者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代表，后者包括西欧各国的议会政党。这两种不同类型政党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美国立国之时并无政党，虽然华盛顿等开国先驱要求后人警惕党派的产生，但还是在政治斗争中产生了最早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这种早期的政党，主要是精英政治的产物，所谓党员只是派系斗争时加入阵营的议员、各界精英和有产业主，因而根本不需要、也无法实行严格的党纪。美国的政党到19世纪晚期发展为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所说的精英党，②即只有少数拥有大量财产的男性精英才可以参与政党政治活动，党的选举成败主要取决于从党的上层权贵中产生的候选人，不大需要大规模的竞选动员，也不需要鲜明的意识形态，故通过党纪来约束和整合党员投票行为的必要性不大。虽然随着选举权的不断扩大，美国的政党政治也经历了现代化，但直到今天，由于联邦制度、选举人团制度、选区制度、预选制度和简单多数投票等制度因素，美国的政党仍然属于松散型，各州的党纪存在差异，但总体上讲都对选民党员约束微弱，对议员党员和政务官党员有一定党纪约束。 欧洲政党也有过精英党阶段，但由于欧洲19世纪阶级斗争的特点，在议会斗争和大众动员的双重压力下，各主要政党在20世纪都经历了现代化，成为大众型政党。这些政党多是阶级党，明确声称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以动员最大规模的党员人数为赢得选举的主要手段。因而，这些政党要求党员的忠诚度和行动的步调一致，党纪更为严格。 从政体类型来看，总统制与议会制也产生了不同的党纪类型。总统制是美国的首创，作为一种较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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